日前，中山大學陳斯鵬教授編著的《新見金文字編（2000—2019）》正式出版。作為2012年初版的增訂本，這本耗時多年增訂的著作，不僅把21世紀前20年新發現的金文“一網打盡”——僅2010到2019年的新出金文就有2500件左右，更像一把“鑰匙”，解開了不少困擾學界多年的古文字謎題，為研究商周青銅銘文提供了更全面、更精準的參考。

《新見金文字編（2000—2019）》，陳斯鵬編著，中西書局2025年8月出版。

誕生與升級：從課堂需求到“十年之約”

這本書的緣起，要從2007年陳斯鵬教授的一堂課說起。當時他在中山大學主講“青銅器銘文研究”，發現學生們常用的參考資料——容庚先生的《金文編》及后續校補著作，跟不上21世紀以來新出土的金文節奏。“很多新發現的青銅器銘文，在舊書里查不到，研究起來特別不方便。”于是，他萌生了編一本“新金文字典”的想法。

2012年，《新見金文字編》初版問世，立刻成了古文字研究者的“手邊書”：每個字下面都標注著出自哪件青銅器、屬于哪個時代、原文里怎么用，還附上陳教授對疑難字的考證分析。但書剛編完，陳斯鵬就埋下了一個“十年之約”：“金文資料更新太快，估計每十年就得大改一次，才能跟上研究進度。”

沒想到這個預判很快應驗——2010到2019年，新出金文的數量比前十年還多，光沒見過的“新字”就多了不少，學界的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。“要是不及時整理，這些新發現就沒法被更多人用上。”從定下增訂計劃到最終出版，陳斯鵬教授和團隊又花了數年，把書的體量幾乎翻了倍：總字數從77萬字增至150萬字，正編收錄的單字從1425個增至2230個，新增的817個字頭里，436個是此前金文中從未出現過的“新字”；就連暫時認不出的“待釋字”，也從83個補充到205個，盡可能網羅了前20年的新資料。

啃下“硬骨頭”：認生字、改錯誤、篩資料

增訂過程遠比初版更難，陳斯鵬把最棘手的挑戰總結為三塊“硬骨頭”，其中最耗心力的就是“認生字”——疑難字考釋。

“寫論文可以只挑自己有把握的問題說，但編字編不行，每個字都得有說法，不能繞著走。”陳斯鵬說，新增的2500件金文里，藏著不少長得奇怪的字，有的連前輩學者都沒定論。學生們能幫忙整理資料，但核心的釋字環節，只能他自己“死磕”：為了一個字，要翻遍幾十本古籍和研究文獻，對比不同時期的金文寫法，梳理出能說服人的證據鏈。“快的話幾天能有眉目，慢的話卡幾個月，甚至幾年都有可能，這也是書稿改了又改、一再延后的原因。”

除了認生字，訂正初版的錯誤也很關鍵。比如初版附錄中“

”形字，過去學者猜它是“環”“雍”“呂”等十幾種說法，都沒實錘，只能歸到“待釋字”里。這次增訂時，新發現的金文“豫”字幫了大忙——“豫”的左半邊正是這個神秘字形。“‘豫’以它為聲旁，一下子就確定了，它其實是‘予’字。”陳斯鵬說，這個突破不僅讓“予”字有了明確歸屬，還能幫著解讀更多和“予”相關的古文字、古文獻，用處不小。

還有些初版誤收的“問題銘文”也被清理出去。“有些青銅器不是科學發掘的，上面的銘文可能是假的。”陳斯鵬解釋，這次增訂時，他們逐一核查資料，把初版里幾件存疑的銘文刪掉，“這對于確保資料的可靠性至關重要。”

至于資料篩選，陳斯鵬教授有個簡單的標準：沒見過的新字、寫法特別的字，一律收錄；早就認識的字，就挑能體現時代變化、用法特別的例子——比如同一個字在西周、春秋、戰國的不同寫法，這樣讀者能清楚地看到文字的演變過程。“所有資料均來自公開發表的書刊，力求全面反映金文形體與用法的演變。”

解“文字謎”：從青銅器名到“達殷”釋義

這本增訂本不光是“資料集”，還解決了不少學界爭論已久的“文字謎”。

比如金文中器物名稱前常出現一個以“鼎”“爿”（或從“肉”從“刀”）為核心構件的修飾語。過去有人說它是“將”，有人說它是“肆”（古代祭祀時解牲的儀式），但“肆”只能和食器有關，無法解釋其修飾酒器、水器的用法。“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定論。”陳斯鵬說，這次增訂時，新發現的幾件金文幫了忙：曾仲姬壺上，有個“從爿從酉”的字修飾“壺”；景之朝鼎上，“從爿從酉從止”的字修飾“彝”；還有夆子詹的簠和壺，用“從爿從言”的字來修飾。“這些字都帶‘爿’，又都用來修飾器物名，肯定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。”結合古人“從爿”的字常讀“將”的習慣，陳斯鵬確定這個字該讀“將”，表示“將享已故之人”，意思是“用來祭祀已故之人的器物”，這下不管修飾什么器型都說得通了。

就連“達”“諫”這種看似常見的字，增訂本也挖出了新解讀。比如金文里常出現“達殷”，過去有人說“達”是“通”，有人說讀“撻”，但新發現的曾侯與鐘上有“達殷之命”，“通命”講不通，“命”為抽象概念也不可“撻”。“有學者推測‘達’可能是‘替代’的意思，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。”陳斯鵬進一步查證，發現《說文解字》里“達”和“迭”（迭代、更替）可以互通，“所以‘達殷’其實是‘迭殷’，指更替殷商的天命，這樣就順理成章了。”

還有“諫”字，近年有人說該改釋為“敕”，但陳斯鵬不認同：“‘諫’是‘言’字旁加‘柬’，字形很明確；而且清華簡里和‘諫’對應的是‘柬’，‘柬’根本沒法讀成‘敕’。”他研究發現，“諫”在金文中有“治理”的意思，還能用于訴訟場景，比如“諫訊有粦（譖）”，結合“柬”和“簡”（簡）常通用的規律，他推測這里“諫”可讀“簡”，意思是“核驗”，和《尚書·呂刑》里“五辭簡孚”（用五種供詞核驗實情）的“簡”正好呼應。

《新見金文字編（2000—2019）》對“諫”字挖出了新解讀。

陳斯鵬教授對南都記者表示，作為涵蓋21世紀前20年新見金文的總結性著作，《新見金文字編（2000—2019）》不僅聚焦金文本身，還結合清華簡、安大簡等楚簡研究成果，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前沿性。“《新見金文字編》的增訂工作永不會止步。”他說，“新書剛出，材料已滯后數年，新一輪增訂即將啟動。”

陳斯鵬，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主要從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。著有《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系研究》《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》《新見金文字編》《卓廬古文字學叢稿》《卓廬剩墨：陳斯鵬書法選》《立本探源——古文字書法》等。

面對面——

陳斯鵬：編字編像“掃雷”，每一個疑難字都是待解的謎題

南都：您提到疑難字考釋耗時久，有沒有哪個字的解決過程讓您印象特別深？

陳斯鵬：“予”字吧。初版時，甲骨文、金文中那個“

”形字有“環”“予”“雍”“蛤”“呂”“宮”等十幾種說法，以“雍”“環”二說影響最大，但其實都缺乏直接證據，所以初版時，我把它當作存疑字放在附錄。增訂時看到新出金文里的“豫”字，左旁就是這個形，可以證它就是“予”字，所以這次增訂本就把它調入正編了。“予”字在古文字資料中牽涉甚廣，它的釋出對于“予”字本身的歷史源流、相關字的結構分析，以及相關文本的理解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。不過，這還沒完，我在按語中提出一個初步意見，懷疑“予”字本象房舍勾連之形，為“序”和“舍”之共同初文。這個問題還有待深入論證。這種從存疑到確證，再到深挖本義的過程，就是考釋的魅力，也最耗精力。

南都：近年來，古文字研究領域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熱點話題？《新見金文字編（2000—2019）》在這樣的研究環境下，處于怎樣的位置，又將產生怎樣的推動作用 ？

陳斯鵬：古文字領域的研究熱點，往往與重要新材料的出土緊密關聯。最近二三十年，熱度最高的當數戰國楚簡研究——尤其是清華簡、安大簡等一批珍貴簡牘公布后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核心。目前還有好幾批新出的重要楚簡資料待公布，未來必然會掀起新的研究熱潮。

相比楚簡，新見金文的研究熱度雖稍遜一籌，但也是當前學界關注度較高的領域。《新見金文字編（2000—2019）》在新見金文研究里，算是具有全局性和總結性的核心著作：它不局限于金文本身，還會結合楚簡研究等最新成果來破解金文釋讀難題，既有開放性，又能緊跟前沿。相信這本書能為古文字學的整體發展提供積極助力。

南都：在數字化時代，古文字研究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。您認為新技術（如數據庫、人工智能等）對古文字研究有哪些影響？

陳斯鵬：不可否認，電子化資料和專業數據庫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很多便利，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。在技術應用上，我們確實得積極學習、與時俱進。這次增訂《新見金文字編》時，我就有很切實的體會——因為處理金文圖片時沿用了10多年前的舊方法，導致不少圖片進入排版系統后精度不足，影響了呈現效果。后續工作里，我肯定要學習新的技術手段，把這個問題解決好。

不過，我們也得客觀看待數字技術的開發難度和實際效益。比如古文字相關的專業數據庫，很多機構都嘗試過或正在做，但最終能正式完成、還能推廣使用的，其實非常少見。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，這類數據庫對人力、財力、時間的投入要求極高，實際投入往往難以匹配需求。至于現在各行業都在談的人工智能，要把它用到古文字研究里，理論上是可行的，但前提是得有極其巨大的資源投入。目前，我對這一點暫時不敢抱太樂觀的態度。